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

　　：在西方所主导的制度化环境话语体系下，环境问题被裁定为危机、困境、灾难，然后各方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现有框架下寻求环境问题解决的路径，而这一视域下的环境传播自兴起之时也被赋予“危机学科”的定位。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现代性哲学局限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应成为评价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尺度。这就亟需建构“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实现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以展示中国环境传播话语的科学内涵与文明特征，助力全球环境话语的均衡发展。

　　作者简介：李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环境传播的公共修辞与符号化治理策略研究”(17BXW008)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中国也将生态环境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乎政治决策和社会政策的现实问题，它还是一个有着巨大政治哲学深度的理论问题，引发了人类自然观念和自我意识的一次新启蒙、新革命[1]。因而，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展示了全球生态治理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成为评价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尺度。而在西方所主导的已经被制度化的环境话语体系下，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还停留在“中国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阶段，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理念存在误解。实际上，中国绿色发展是基于经典环境理论，融合中国生态智慧，并服务于本土环保实践的创新探索成果。中国正自觉与不自觉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因此现阶段我们亟需形成“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环境传播话语，助力全球生态治理。

　　环境问题源自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时间早于我国，发达程度高于我国，历史上遭遇的环境问题先于我国，环境治理实践也早于我国。因而西方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化的环境话语并在国际上占有主导地位。几百年来，环境被置于厚重的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其意义系统也承受着不同话语的修辞入侵和权力塑造，从而被赋予了丰富而多元的意义系统和话语框架。环境话语是环境传播的核心研究议题和重要观测点，是承载话语分析的客体，更是环境传播实用和建构功能的实施本体[2]。因此，在西方环境线年代起步的环境传播也形成了一种立足环境议题但又超越环境认知范畴的普遍的社会观念和话语系统，从而塑造了其独特的学科定位。

　　环境话语主导着环境公共事务的走向，进而实质上决定着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分配的格局。整体而言，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西方传统话语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和胜利主义，另一种是悲观主义[3]。前者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人类能够支配自然和统治自然，这以工具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等观念为代表。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支配下，现代科学及工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这也为工业文明毫无顾忌地破坏环境、征服和掠夺自然扫清了道路。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基于对早期乐观主义的矫正和批判，又出现了悲观主义，这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自然观点的批判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提出的资源匮乏、自然极限论为代表。但不管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这些观点的实质都是关于保存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真正关于保护自然的争论。

　　沈承诚对西方生态场域的环境话语进行分析，认为主要存在四种环境话语：生存极限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理性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和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这四种环境话语包含着不同的话语表达、行动主体、隐喻及修辞，而每一种环境话语均想创造一种排他性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建构主流话语体系的主体。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即在维持资本主义既有的政治经济框架下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4]。不管是生存极限主义提出的“承载极限”下对中央集权体制的拥护和对公民行动的呼吁，还是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下的可持续性发展话语，抑或是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下的话语集，包括深层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宗教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全球生态主义等多个流派，无一例外，区别只在于应对方案的激烈或温和程度。

　　整体而言，西方环境话语把环境问题裁定为危机、困境、灾难，然后进行归因分析，接着从伦理修辞、政党规训、仪式话语和全球动员多个维度，探讨环境问题的消解，建构了包含环境问题性状话语、归因话语和路径话语于一体的环境话语体系，而这一环境话语日益固化并且占据全球环境线]。

　　而在西方所主导的已经被制度化的环境线年代兴起之时，即被赋予了“危机学科”的学科定位。当时，西方社会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技术风险等环境危机开始涌现，这一学科定位决定了其主要致力于环境危机和问题的理论建构及解读，也包含致力于改善环境危机和加强环保意识的伦理责任[6]。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立足于保护生物学和癌症生物学的学科启示，将环境传播定义为“一种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从认知论与现象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将“环境危机”界定为把握环境传播概念内涵的核心话语。环境危机是连接环境安全与社会变革的“中介话语”，而且作为一种生产性话语形态再造了环境传播的一系列关键议题[7]。约翰·德莱泽克(John Dryzek)将环境传播话语概括为九种类型，分别是生存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可持续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线]。这九种类型可分别归入上文叙述的生存极限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理性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和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这四种环境话语之中。由此可见，西方视域下的环境传播将环境议题视作危机、冲突、灾难，然后在现有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探讨从各种路径来回应人类的生存危机和认知困境。

　　这些危机和困境却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系统，它自身必然会引起危机，除非从源头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涵的环境价值观。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核心要素，包括征服自然、经济理性、资本逻辑、消费主义等，与生态环境本身就不可兼容。从现实历史反思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本质上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看，全部生态问题的起源都应该追溯到“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一现代规划。正如环境哲学家强调的，“唯物主义的”“还原论的”“二元论”的西方世界观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要找到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办法，就需要世界观发生一次深刻的变革[9]。这次深刻的变革要求改变“以人类为中心”“仅仅重视自然的经济价值”等西方固有的环境价值观，这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历史性出场提供了重要机遇，而构建“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就成为当务之急。

　　如果说生态环境危机是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一个全新目标，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已被确立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已被纳入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生态文明建设”被列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位，可以说这一系列绿色发展战略的提出表明构建中国环境话语出场的历史时机已经趋于成熟，中国应该形成主体意识，建构自己的环境话语体系。

　　正如武心波所言，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走西方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道路，中国只是作为西方话语体系和方法下的一个个案和一个研究对象，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按照西方的逻辑来自我设计，自我打造，发展自己[10]。而这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也同样如此，中国追随西方的道路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试错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绿色发展方向，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逻辑，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但这条道路还没有被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提炼和总结，以形成具有巨大解释力的话语体系。因而，当前，我们需要有更强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将中国绿色的“发展优势”转化成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优势”，向世界阐释和传播中国生态文明观、绿色发展等环境话语的深刻内涵、价值取向与独特文化基因，从而打破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固化的西方结构性知识权力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既是对国际、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考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近现代西方生态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话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维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结合自身现代化实践所做出的理论推进和深化，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特质，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新哲学形态。中国特色环境话语融会了经典环境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气质的文化基因。而文化基因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分歧点，也是形成东西方环境话语的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哲学判断：一是西方文化更倾向于斗争的哲学，竞争的商术和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诠释，而有着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儒教的宽容性和温和性，这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积极性质。二是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成功应对外部和内部挑战的奇特能力，刚柔相济的哲学智慧是成功应战的民族灵魂[11]。汤因比阐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被很好地应用到了今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命伦理观，中庸之道的生态实践观；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观，道生万物、尊道贵德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佛教倡导的佛性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慈悲为怀的生态实践观，等等。可以说，这些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突破了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改变了人与自然冲突对立的局面，真正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向全球生态命运体展示了中国智慧。但要想成功讲述中国生态智慧的故事，首先需要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

　　“以中国为方法”的提法来自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其倡导中国学术研究不仅要“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回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性命题，还要在学术话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中国，其不再仅仅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附庸而存在，而是让以中国为中心所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能够成为一种国际“尺度”或“标准”[12]。同样，环境话语和环境传播也需要将中国提到方法这一高度的哲学层面来加以认识，因为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话语危机”，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环境话语和环境传播“危机学科”定位，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建构自己的绿色话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们想要享有话语权力，必须使自己成为建构主流话语的主体，或者用自身认同的价值元素和叙事方式重组主流话语，因为主流话语往往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但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话语，而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还会产生多样的话语效果(discursive effect)，能够带来话语自身、政府政策制定、机构设置等各个层面的改变[13]。因此，我们需要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促使这些话语产生良好的话语效果，与此同时推动环境传播形成新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路径。

　　环境传播不仅是传播学科下面的一个研究领域，同样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环境传播不能仅仅拘泥于西方“危机学科”的风险、冲突、灾难等“表层描述”，更应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传播沟通方式，因为其存在的根本前提就是在一个主要由人类导致的环境危机时代，传播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环境传播不仅仅是报道和反映环境问题，而是要建构或促进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诸多西方环境传播学者也反思，他们认为主流的西方环境话语将自然与人类分离开来，这些学术研究制造了文化、自然之间的障碍。环境传播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大都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沉默的对象、一个静止的背景、一种经济资源，或者是人类利用改造的一个对象[14]。这是典型资本主义制度内涵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人类二元对立”“经济思维主导”等价值导向所产生的环境传播话语，因而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必须跳出这些限制，实现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从而展示中国环境传播话语的核心要义与文明特征。

　　一方面，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要实现关系维度的转向，即重申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有其产生的内在哲学根源，包括简单的、排斥性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法、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个体主义价值观、经济理性至上、还原主义方法论、工具主义自然观等等，因此在西方固有的现代性哲学下，资本主义国家意欲通过改变或者调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生态和谐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国所主张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是全新的生态主张，强调走中国式的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独特的生态哲学基础，包括：人并不是最高存在者，大自然才具有绝对的主体性；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人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系统是无比复杂的，等等。这一哲学转向赋予了中国环境话语新的思想内涵，从把握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出发，拒绝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置于对立的位置，强调在发展中尊重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统一性，并且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另一方面，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环境传播话语要实现价值维度的转向，即话语所依赖的伦理立场。唐纳尔·卡鲍尔(Donal Carbaugh)认为环境传播应该回归到一门由伦理和价值驱动的学科[15]。当我们推动中国环境传播话语建构时，更应坚持这一信念。长期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恣意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过于强调人类自身的价值无视或者否定生态价值有关[16]。资本主义以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整个自然界，认为自然界唯一的价值就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否认大自然自身的价值。这一狭隘的价值取向导致传统环境传播也习惯将自然的价值简化为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不仅限制公众在道德层面的思考，也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而中国环境话语超越了这一狭隘的价值取向，真正追求一种绿色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除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外，同样重视自然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以实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均衡多元价值体系。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三个重要论断，对此作了生动阐释和系统说明，分别凸显了生态价值(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生态优美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其他多种价值(当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冲突时，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优先选择)的重要性，真正试图构建起人、自然与社会平衡的价值体系。需要强调的是，重视自然的经济价值无可厚非，强调绿色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思维或者拒绝发展，而是因为经济价值与其他多种价值是互为因果关系和前提条件的。只有充分考虑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等多种价值，才能保证经济价值的实现。

　　可以说，阐释清楚中国环境话语的哲学基础、思想内涵与价值取向，让世界知晓中国的世界使命和责任担当，是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这些正是其他国家最为关心又容易迷惑的地方，倘若不解决这些理论困惑，中国特色的环境话语就难获得国际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只有在新的中国生态文明观和绿色价值取向指导下的环境传播，才能彻底扬弃西方传统环境传播的“危机学科”定位，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研究路径和范式。

　　总之，当我们将各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传播现象还原追溯到最高的哲学与方法论时，我们便可以发现东西方背后的深层体系与制度差异。西方的制度化环境话语体系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也不能被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环境传播过程和绿色发展实践。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环境话语实现了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是我国在西方主导的环境话语体系下提出的创新成果，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传播与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当然，打造具有东方意蕴的中国环境传播话语，不仅要立足中国，也要以西方为镜，因为深刻地认识西方的环境话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真正形成“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环境传播话语体系，推动全球环境话语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