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真的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

　　1949年后中国的诗人看起来有大大的一批，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我”。因为当时的理论指导写文学不能有“小我”，只能有“大我”。每个诗人必须用“我们共同的”调子和“我们共同的”语言写“一个人”的诗。无论贺敬之还是郭小川等人，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诗歌，都没什么根本区别，没有艺术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一个国家的文学一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的个体的“我”的文学，而变成“大我”写的文学，那么这样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

　　1980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轻人出现，想表达他们自己的审美观、人生价值甚至生命的呐喊。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人去刻意组织。他们的（文学）营养来自哪里？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古典诗歌，一个是来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的诗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内部出版的一些“白皮书”、“灰皮书”，里面有一些外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关于生命的觉悟和想法，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诗歌，后来文学史上就给了这些诗一个名字，叫做“朦胧诗”。

　　他们的诗歌当时投稿到诗刊去时，诗刊的很多编辑有一些是喜欢的，有一些则是反感的。而当时恰逢“”被打倒，社会在思想上相对有一点点的开放。于是，北岛、顾城、舒婷的诗歌陆续被发表。我记得当时顾城已经发表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歌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理论界有人批评，这些诗歌不但不是“诗歌”，而且还包含了很多负面的、非革命的倾向。但也有一批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应有的样子。于是就引发了一场诗歌论战。最大的一次论战在1980年，当时的《诗刊》和《文艺报》把这两派人招到了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组织辩论。当时参加的有几十人，但真正参与辩论的也就是十人左右，四五人赞成，四五人反对，赞成者有谢冕、孙绍振、吴思敬、我等人。当时争论十分激烈，往往一天辩论下来，喉咙都哑掉，但尽管观点不同，倒也不伤个人感情。

　　我当时是赞成“朦胧诗歌”的一个“急先锋”，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认识北岛、杨炼、顾城等人的。当时我和北岛等人常会探讨一些关于诗的话题，顾城很少会加入进来。顾城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1981年，我还在成都的大学教书，北岛带他的一群兄弟们来成都做诗歌串联，我给北岛等人设宴接风，我把成都的一群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等人介绍他们认识。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吃饭、游玩的时候，大多数诗人都会单独行动，唯独顾城是永远跟在北岛身边，一步不离，把北岛看成一个“大哥”，忠实地跟在后面，话也不多。后来几次接触下来，我发现顾城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大孩子”。

　　1987年底，第二次和顾城接触是在香港，当时他已经和谢烨结婚，他们是去了新西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应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黄继持邀请来香港访问的。当时顾城很想回北京，因为在新西兰生活得并不好，谋生很困难。但他的态度很犹豫，所以问我和黄的意见，我和黄继持都不好表态。那次见面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新西兰去。顾城很少和人谈论诗歌，但我知道当时朦胧派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他都是看过的。那次见面时，我印象很深的是顾城疑惑地问我：钟老师，你说诗歌是可以“做”出来的么？我反问他，你说呢？他说：我认为是不可以“做”出来的，做出来的诗不会是好诗。

　　当时已经出道的一些朦胧派诗人中有人已经在写史诗、大诗了，顾城还在写他的小诗。所以，顾城才耿耿于怀，向我询问。我对顾城说，诗歌是不能“做”的，做出来的诗歌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就好像徐志摩《再别康桥》这样有名的诗，因为它有太多的“做”，所以，它也不是上品的诗。上品的诗一定是天然去雕琢，是自然流出来的，这样上品的诗才有生命的真正力度。我对顾城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诗歌写作，你的诗歌是自然“流”出来的诗，是自然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