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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墨池记》全文注释翻译赏析

2021-10-31 07:15:35诗集古诗网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着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后人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 金石录》。 (下图:曾巩37字手迹)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墨池记:本文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一篇叙记。文章先由墨池的传闻推出王羲之书法系由苦练造就的结论,然后引申到为学修身要靠后天勤奋深造的普遍道理。全文因小见大,语简意深,多设问句,辞气委婉,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风。

  荀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有《临川记》。《太平寰宇记》卷一一○载其记叙王羲之官临川及墨池的事。

  不可强以仕:“方羲之”句,王羲之当时与王述齐名,羲之任会稽内史,朝廷又命王述为扬州刺史,会稽属扬州,羲之耻位于王述下,便辞职隐居,誓不再仕。事见《晋书·王羲之传》。

  出沧海:泛舟东海。据《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下图:张芝墨宝)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化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曾巩饮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州学教授(官名)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了这篇著名散文《墨池记》。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失之空洞说教。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活了墨他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约,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他的记叙,虽要言不繁,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琵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左下图)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孕,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王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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