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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

2021-10-31 07:36:57诗集古诗网首页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qūn)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huī)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dí),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méng)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yī)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yōu)棘矜(qín),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duó)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nàn)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厄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 ,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谋取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控制寰宇,并吞四海的意愿,吞并各国的野心。在那时候,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致力于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横策略,使崤山以东诸侯自相争斗。于是,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黄河以西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以合从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向上攻打秦国的关隘。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耗费一兵一卒,天下的诸侯就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

  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宝座来控制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铜人,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着华山当作城池,就着黄河当作池护城河,占据着华山,面对着黄河,认为是险固的地势。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倚仗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就可以成就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秦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用破瓮做窗户、用草绳系门板的贫家子弟,是下底层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兵卒;才能不如平常的人,更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公、猗顿那样的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折断树枝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纷纷响应聚集,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行般地跟着他。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义,消灭了秦王朝。

  再说,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与从前无异。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能和九国部队匹敌;陈涉行军用兵的策略,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来归,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之后将天下归己所有,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发难国家就灭亡了,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不施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就不同。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正的凭借。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 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 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 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对臣下没有信任,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 ,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着《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著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著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一面学会了怎样作文章,一面也借鉴了历史。我们读《过秦论》(上)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过秦论》是一篇政论,因而重在说理,叙史部分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只用“拱手”二字概括。而《阿房宫赋》是一篇文赋,所以重在讽喻,文章极尽描写之能事,如第2段写阿房宫中美人之多,便分别以“明星”“绿云”“渭流”和“烟斜雾横”比喻宫女“开妆镜”“梳晓鬟”“弃脂水”和“焚椒兰”.“论”“赋”异体,手法不同。

  《过秦论》因要“过”秦,便反复对比:秦先弱后强之比,九国之师与一秦之比,强秦与陈涉之比,九国之师与陈涉之师之比。两两比较,只为激出末句。“故正意一经揭出,格外警悚出奇,可谓极谋篇之能事矣。”(《文章源流》)《阿房宫赋》则以“寓言”式的描写,来表明“秦爱纷奢”:“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进而指出秦灭亡的主要原因。

  西汉初期,经济凋敝,人口减少,贾谊目睹了这一切,便极力主张行“仁政”以“安民”.多次上疏,评论时政,其《过秦论》的目的即是借说秦之过而劝汉文帝“安民”.杜牧更是如此,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明确表明此文是为了以古鉴今,针砭时政。

  贾谊继承并发展了汉初叔孙通、陆贾等人关于秦灭亡原因的观点,简洁地概括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文末也说:“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施仁义”和“爱人”皆儒家一脉相承之观点。

  《过秦论》全文5段,前4段叙史,概括了秦自孝公(公元前361年)崛起,到二世灭亡(公元前207年)的整个兴亡过程,末段议论,归纳出秦灭亡原因。《阿房宫赋》全文4段,前3段描写,详尽地描绘了阿房宫的雄伟壮观、美人珍宝之多和“秦爱纷奢”之状,末段发出感叹,总结秦灭亡的教训。两文都是前叙后论,篇末明旨。

  《过秦论》虽是政论,但贾谊首先是一个汉赋大家,因而多用写赋手法,“铺张扬厉”.如叙秦孝公之雄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叙九国之师攻秦“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之属为之谋,齐明……之徒通其意,吴起……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始皇“威振四海”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大段铺排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阿房宫赋》更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极写楼阁密而奇;“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极写宫女多而美;“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庚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极写秦王生活奢而糜。铺排渲染之中溢出文章之“主意”.

  《过秦论》多用骈偶,工整雄峻。如首段末句“当是时也,商君佐之”以下“内”“外”对应,一气呵成;第2段首句“蒙故业,因遗策”以下“南取”“西举”“东割”“北收”并举,气吞九州。《阿房宫赋》首句即奇,“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钱钟书说它“发唱惊挺,操调险急”(《管锥编》),像“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这样的四字句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此外,两文都使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既形象,又生动,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过秦论》是史论,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

  1.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作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作了概括。作者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叙史时所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细节的准确。

  2.对比论证方法。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集中表现在第5段。秦国的过去和现在比,陈涉与九国之师比,秦强盛之久与秦灭亡之速比,这样通过对比论证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

  高帝求贤诏 作者: 班固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

  文帝议佐百姓诏 作者: 刘恒 间(1)者数年比(2)不登(3),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4)。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作者: 刘启 雕文刻镂①,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②,害女红者也③。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 作者: 汉武帝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②,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③,跅弛之士④,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

  过秦论 作者:贾谊 原文(上)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

  治安策 朝代:两汉 作者:贾谊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

  论贵粟疏 作者: 晁错 【作者小传】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

  狱中上梁王书 作者: 邹阳 【作者小传】 邹阳,齐人,活动于汉文帝、景帝时期。初仕吴王刘濞,因刘濞阴谋叛乱,上书婉谏,吴王不听,离吴从梁孝王。梁孝王刘武是文帝窦皇后的小儿子,汉景帝

  上书谏猎 作者: 司马相如 【作者小传】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字长卿。景帝时做过武骑常侍。游梁时结识文士邹阳、枚乘等,甚为相得。梁孝王死后,相如回

  答苏武书 作者:李陵 【作者小传】 李陵(?—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人。名将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士卒,颇得美名。武帝时曾率八百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