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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后的张之洞 战败之后痛定思痛大练新军

2021-10-31 09:54:46诗集古诗网首页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挫,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三次电奏,力阻和议”,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重新再战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挫,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三次电奏,力阻和议”,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重新再战。《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痛斥李鸿章妥协卖国,竟而要求清廷对其“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对此,李鸿章暂隐忍不发。庚子年后,张之洞再次对李鸿章的议和大加指斥,后者遂回敬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谓其不谙大局。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随后回电讥讽:“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同为少年得志,但与早年驰骋疆场的李鸿章相比,后起者张之洞走得更平更顺。从其幼年开始,张之洞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禀赋,其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中秀才,16岁又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得“解元”(即举人第一名),天资之高,可想而知。同治二年(1863年)会试中,慈禧太后钦点其为探花郎,一时声名鹊起,并进而成为清流党中的中坚人物。

  京中为官十余年后,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巡抚;3年后,因中法战争爆发而调任两广总督。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但张之洞在这次战争中仍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其先后举荐刘永福、唐景崧、冯子材等将,并由广东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最终清军在镇南关与临洮大败法军,取得晚清对外战争中一场难得的胜利。

  或因如此,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在甲午年也是极为活跃,其认为“朝鲜乱作,日本与中国将失和”,因而主张在朝鲜采取主动、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战争爆发后,张之洞更是热情高涨,他几乎每天都要向清廷电奏自己对战情的看法和建议,有时甚至一天连发三四电。当然,张之洞的积极并不仅仅表现在嘴上,其在后方也确实做了不少扎扎实实的工作,如筹兵筹款、筹械筹运等等,均给予前方大力支持。

  具体而言,湖北在甲午年共调遣一万多人北上参战,其中包括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由提督吴风柱亲自率往。至于其他取道湖北北上的外省部队,张之洞也尽力给予饷械援助,如刘树元部、魏光焘部各两万两银等。调任两江总督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其在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江南“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其饷械均由张之洞方面供给。

  战争后期,在京畿危急之时,张之洞主动承担了十营湘勇的军饷,以作“入卫之师”。山东威海危急时,张之洞又主动送去新购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此大为感激,其回电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可惜的是,这一切努力终究未能挽回战败的结局。议和期间,张之洞多次要求清廷将“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但未能得到回应。和约签订后,张之洞“痛恨发指”,其屡向清廷电奏沥陈,要求“迁都太原、废约再战”。为寻找毁约借口,张之洞甚至不惜天真地提出,条约乃李鸿章“伤重昏迷之际,李经方等冒昧应允”,理应视为无效。在所有努力均告无效后,张之洞愤而指斥清廷“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如此愤激之语,换到平时恐怕就得冒撤职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最终仍于事无补。

  中法战争时,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即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岛上修建了炮台。也正因为如此,其对日本割去中国的另一大岛台湾感到万分痛心。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张之洞表示,“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着,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

  由于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原黑旗军统领)均为昔日旧部,张之洞在电阻换约的同时,也在暗中鼓励并军民抵制割台。为增强台湾军民的抗日力量,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先后向台湾拨去30万两白银并运去大量枪械弹药,以求台民能够自保。

  1895年5月,在唐景崧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担任“大总统”后,张之洞为解除其后顾之忧而派人将唐母接到南京,赡养备至。事后,张之洞又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可惜的是,在日军大举进逼之下,唐景崧的局面仅维持了十余天即告瓦解。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公举刘永福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为此,张之洞继续给他们打气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原来,张之洞之前曾向清廷提议,“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以商务利益”;条约签订后,他甚至提出,“朝廷若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边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唯台湾可保,且约竟可全废,断无战事”。

  当然,“割边地以求外援”的说法只是张之洞万般无奈下的一种提议,其非智者之所为,也被清廷完全忽视。事后证明,就连最可能也最为期盼的“俄国干涉”也只是一厢情愿,何逞英法出手相救。之后,在清廷的严令之下,内地督抚们都相继停止了济台举动。

  此时,李鸿章在得知张之洞仍在背后军民后,其随即电奏清廷,指斥“台民叛拒者为张之洞”。为此,清廷特别电谕张之洞:“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朝廷严诘之下,原本积极的张之洞也不得不停止了援台活动。不过在私下里,他仍希望刘永福等“杀倭寇数千,断不能令倭寇垂手而得全台”。

  守台的最后时刻,身处绝境的刘永福不断向张之洞求救。3天后,张之洞复电刘永福:“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意在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刘永福坚持至10月后不得不撤回厦门,台湾就此全部沦陷。

  战后,张之洞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其在军事上总结败因时认为,中国军队在剿灭太平军、捻军后,一度军威颇振,但这次却以惨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发、捻虽然猛悍但终究是流寇,这与日本近代陆军完全是两个概念。日本军队效法西洋,训练有素,饷厚械精,在参谋、后勤乃至侦探各方面无不周备;而我军却是仓卒召募,心不齐、械不足,又无充分训练,以致溃败千里;加上近年以来,师老兵疲,昔日猛将大多步入高龄,暮气已深,几无复起之可能性。因此,国内军队要想重振军威,除效法西洋之外,别无他途。

  在张之洞看来,“陆军以德国为第一,德国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数种合之,始成一军”。由此,自强军也是参照德国军制编练而成,其全军分步、骑、炮、工程兵共13营:步兵8营,每营250人;马队2营,每营180人;炮兵2营,每营200人;工程兵1营100人。全军共计2860人。从编制上看,自强军实际上是介于湘军营建制(每营500人)及德军的连建制之间,其近代化色彩稍逊于新建陆军。自强军建立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军由刘坤一续办。1901年,自强军调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成为了北洋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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